"老许的话也有道理。与现实相比,理想过于完美,因而也就不可能不带有空想的性质。但理想不等于空想。理想有科学依据。可以成为现实,也可以给人以物质力量。我始终信仰共产主义。" 老许的话也民间有两条标准

时间:2019-10-07 04:40来源:油焖竹笋网 作者:摩洛哥剧

   关于吃,老许的话也民间有两条标准,老许的话也吃饱吃好。吃饱在前,吃好在后。   由于工作忙,我回家看母亲的时间并不多,一进门,母亲洗手入厨房,忙碌起来。端上桌,看着我狼吞虎咽,母亲躲在一边垂泪。桌上摆的菜像双簧演员唱的那样: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    我最喜欢吃的只有两样东西:白菜,粉条。   许多朋友冬天都惦记着去我家弄一顿酸菜炖粉亲。热气腾腾,锅一开,雾气直抵屋顶。东西没进嘴,还不知咸淡,气氛已经先挑起来了。   其实,就目前家里经济条件而言,弄个百鸡宴不成问题,但,属于我的餐桌为何这样清淡?母亲一语道破:这孩子的胃,是困难时期打的底。   穷有穷的吃法。   按理说,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摆脱困境。况且,我还花去一年时间长牙,不至于食不果腹了。长大后,我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我的姐姐、哥哥经受了饥饿,在吃上是不挑不捡。尤其是大哥可怜,基本上荤腥不沾。大年三十,全家聚餐,餐桌上美味佳肴,大哥依然是一碟咸菜,半个咸鸭蛋。衬托得侄子、外甥们吃相可憎,像一群饿狼。   而我的吃高雅不起来,一是受兄长熏陶,分不清好坏,进入了吃的误区;二是想想当时情况,高雅也高雅不到哪去;第三点可能是乍富还贫时,捡好的吃,没节制,吃顶了。   天下的母亲首先觉得对不起孩子的就是吃,依次下去才穿和玩。所以母亲讲起吃来,很像《红灯记》里面的李奶奶痛说革命史。1960年,父亲在部队挣的钱不少,到了北京站,3个孩子看见卖鸡蛋的挪不动脚(那时没我),父亲掏出一张大票去买鸡蛋,却被告知要排队,而且每人只卖一个。于是父亲就一次次排队,第一个孩子吃时,第二、第三个孩子看,第二个孩子吃时,第一个孩子已经吃完,连同第三个孩子接着看,父亲排得大汗淋漓,让每个孩子都吃了两回鸡蛋,而父亲、母亲却没舍得吃一口。   我开始对吃有印象是在1970年。林彪说要打仗,必须疏散,一声令下,我们被车拉到燕山脚下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子里,和朴实的农民成了邻居。   他家的吃,让我着了魔。树上开的花可以吃,叫槐花;嫩树权也可以吃,叫香椿;面条是灰色的——杂面;米是红色的——高粱。加上红薯、南瓜,桌上一摆,五颜六色,正合饮食的色香味。   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家的饮食如此单调,忿然罢吃。急得母亲捧看雪白的洼面去邻居家讨换乌突突的杂面。几顿下来,我明白了一个便道理,吃起来容易拉下来难。   难吃归难吃,关键还是怎么吃。比如防空演习的时候,一伙孩子钻进地窖里,脚下磕磕绊绊的,摸起采像是吃食,塞到嘴里,有时是白薯,有时是萝卜。   房东大娘的那点宝贝让我们啃得七零八落,大妨还缺着牙慈祥地笑,每到傍晚,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总是听她高声训斥憨厚壮实的女婿:“吃菜,就知道吃菜!弄点白菜心都让你王八蛋吃了,看看,吃一口馍,就两口   菜,王八羔子!”    农村里,1970年,菜以稀为贵。   那女婿吃起来嘴很大,吃法是往里面划拉。骂声不绝于耳,他像没听见,抽空还冲我咧嘴笑。   疏散了几个月,就记了个吃。   那时我还小,整日无事,常被部队炊事班的叔叔招呼去玩。

张奇明约来了归琪,有道理与现,因而也就有空想的性以给人以物也是上海小人书一族中的强人。归琪有绝活,有道理与现,因而也就有空想的性以给人以物一眼可以发现一堆书里的精品,有时连书的主人都没发现。归琪挣钱不多,付钱时却很公道,好东西就出好价钱,这让他在“连友”中口碑甚佳。晚上,归琪席地而睡,因为小人书睡在床上。我把这事讲给局外人听;听者头晃得像拨浪鼓:“唉,说起来都是些大人,怎么不着四六的。” 单说戴敦邦先生吧。“连友”们听说戴敦邦的大名,都会精神一振。虽说戴先生竭尽谦虚之能事,公开宣称自己无学历,自号民间艺人,可他画的《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等连环画,在“连友”们心中的位置至高无上。他画的古人尤其好,身形中有股灵气这不是天分,是真功夫。这是多年临摹历代大师作品的结果。为了临摹,他钻泥洞、上吊架、爬栈道。他像一个“可爱的信徒”。你一定会喜欢戴先生的画,愿意称为他为大师,好,我来告诉你,他只在师范学校里上过两年的学生美术课。我一次次端详自己书稿时,总觉得不够味,里面没有画儿。于是鼓足勇气,厚着脸皮向连环画大家们求画。戴先生居然给我画了两张。后来,一位朋友到戴先生家拍摄,回家后告诉我,戴先生的书房里有座大钟,每小时报时一次,戴先生说,要提醒自己,年事已高,抓紧时间做事。他的书房中有块留言板,小磁铁压着一张张白纸条,提醒自己这周干什么。朋友眼尖,一眼看到一张白条上写着:给小崔画画,两张。这让我有说不出的惭愧。朋友说,留言板上还有张红纸条。红纸条上写着:建好连环画博物馆。戴先生说,这是他十生的梦想,所以写在红纸上了。我们,看小人书长大的一群人,是不是也该结自己写一些纸条,或许,我们也该给自己写一张红纸条。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人情世故,能应对就不易,更别说什么懂全了。——阿城《江湖》这次交流是在海边的—家电视台。近两年,经上级批准,我忙里偷闲去了3所大学和4家电视台,任务都是一个,和大家面对面交流。这次出书,把它收起来,一是觉得即兴、口语。想到说到,也算是一种表述方式。二是为前边章节没有写到的拾遗缺。第三说出来不大好意思,即然是业务交流,这篇文章希望能算是我的业务论文,为今后的评职称添个砝码。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海滨城市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面对面交流。我刚才走进这个会场的时候,看见后面贴着4个大字“学术交流”,我仔细看了看,好像不是一个长期的设置,是临时贴上去的。太隆重了,有点受宠若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到哪儿进行过学术交流,学术这个事很庄重。按照我的习惯,先介绍一下我的履历。我1981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小报,叫《中国广播报》。我去的时候叫《广播之友》,当时发行星有25万,我在那儿干了一年,把这个报纸干得剩3万份了。离开报纸,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综合节目部,当时我们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栏目叫《午间半小时》。我自认为在那儿干得非常精彩,我觉得我在广播电台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吧。这些年,实相比,理随着纪实节目的成熟和谈话节目的兴起,实相比,理随着电视的职业化操作和商业化倾向,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空间,我们的神秘幽暗的镜头无孔不入,使本应温馨的屏幕变成无所顾忌的情感屠宰场,迫使我们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心底流血的呻吟。我们曾把“人文关怀”当做电视崇高的目标之一,当关怀缺乏善意时,关怀有可能变成伤害。我们不是戏剧导演,我们没有权利为有“戏”去放大本已不幸的故事、本已柔弱的情感。我不知道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对这个家庭原有的裂缝是修复还是加大?但愿是前者,否则,我将会和我所尊敬的《实话实说》的同仁们一起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并未与同事张洁针锋相对地探讨。我们可以先看看结果,节目播出那天,黄月一家分别在两个屋收看。王金舫说,黄月讲得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接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询问去电视台录像的情况。一家继续正常地过着平和的日子。关于黄月我想说,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注定要和博士一起过一辈子的。家庭生活这个课题不像实验室里的课题那样枯燥和高深,可研究透了也要投入一生的经历。我想给张洁朋友讲个故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出行,途中遇一少女过不了河。老和尚抱少女过了河。回到庙里,小和尚两眼失神,对老和尚说,师傅,你刚才抱了她。老和尚笑答,我都放下了,你还放不下。回头再说黄月的一点残疾,她没在意,我们没在意,只有张洁是念念不忘。很多人也在猜测王金舫是否幸福,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的话,我以前乱花钱,现在他们帮我攒起来。我有了儿子,又有了爹妈,现在我又有家了。我们是不是无形中犯了错误,在爱情的门槛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实食品有好坏,衣服有贵贱,房屋有宽窄,只有爱情最公平。无论你多么富贵或贫寒,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崇高的情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心态正常,那么无论是黄月的身体残疾还是王金舫的文化水准都是婚姻调适中一方的特定情况,这和其他婚姻中某一方的嗜酒,好烟,拚命工作,酷爱收藏,非去旅游,总想更新家具一样,只是一种存在的情况,谈不上对与错,只存在着度与过。更何况,关于别人的爱情,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通常无法灵验和准确。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天作之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又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同床异梦,实际上是心有灵犀。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张洁兄说的没有道理,猎奇有时是一闪念的事,收视率也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警惕啊,电视人。我们的“人文关怀”不能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1999年初,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来自全国的90多个左撇子会聚北京参与《实话实说》录制的节目———《我的左手》。祝全华先生发言讲到自己因书写不流利给高考带来不便,我顺嘴说“考播音系呀”,现场一片哄笑。由于《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开玩笑和调侃让创作者放松了警惕,这句十分不得体的玩笑被编进了播出版。这极大地伤害了祝先生的自尊心,他写了文章在网上、报上发表,题目是:《崔永元,别把刻薄当幽默》。崔永元因主持《实话实说》节目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观众常常可以看到崔永元经常用话语设置陷阱,故意把别人推向难堪的境地———崔永元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其幽默和调侃里面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缺少一种善意,缺少对人的尊重。正因为这样,崔永元这个走红多年的红牌主持人很难让人们注意到他的人格力量。

  

舟舟常出去走动。公交车司机、想过于完美想有科学依现实,也售票员、想过于完美想有科学依现实,也附近商场的营业员都认识舟舟。舟舟不缺吃不缺喝。吃完喝完,舟舟模仿模特走一圈猫步,逗大家一笑。舟舟喜欢音乐团排练和演出,喜欢拿一根筷子模仿乐团指挥。乐团里的小提琴手刁岩发现了,他想,或许音乐可以开启舟舟的智力。刁岩开始有意培养他,很长一段时间,舟舟不回家,住在刁岩那里。舟舟终于登台演出了,穿着燕尾服,扎着领带,神气活现他指挥专业团队演出《拉德斯基进行曲》。动作潇洒、刚劲、富有节奏,一曲完毕,场内掌声雷动。一位到乐团访问的德国指挥家看到了这一幕,老人很激动,他把自己的指挥棒送给了舟舟。人们陶醉在神话中,此时的胡厚培却显得异常冷静和清醒、他说,舟舟会什么指挥,那是艺术家们配合他,哄地玩。一语道破天机。这个爱心故事被湖北电视台张以庆编导全程拍摄,纪录片《舟舟的世界》打动了无数的观众。2000年的春节,策划海啸、虎迪决定请舟舟全家和乐团进入《实话实说》演播室,重新讲述和演绎这个动人故事。舟舟来了,噘着嘴,因为刁岩叔叔送他的呼机在旅途中丢了。舟舟一个劲地说,烦死了。虎迪灵机一动,这不正是接近舟舟的好机会吗?听了虎迪的话,我们买了一个彩色的寻呼机,买了舟舟最爱吃的鸡腿和可乐送上门去。果然,寻呼机一下响,舟舟就抱着我说,你真是好人,我喜欢你。这一幕在节目录制结束时再次出现,舟舟抱着我说,你真是个好人。舟舟不掺假,把我们也衬托得很纯净。实际上人们人之间交往就这么简单,都直来直去,能免去很多麻烦。舟舟的爱和僧是摆在桌面上的,不用你花心思主揣度。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弯弯绕还要留一手,一来二去,大家绞尽脑汁,头上生出不必要的条发。春节期间,屏幕上挤满了色彩缤纷的晚会。这样一个非黄金时间播出的节目,还惹恼了一位天津的大爷。他在信上说,大过节的,播这个干啥,这不是一少部分人吗?大爷,您听听辜鸿铭先生的说法。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或许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理应属于弱势群体,与这群人惺惺借惺惺。在我看来,许多方面,他们其实更健全,更强壮。人生变化无常。孱弱,通常是暂时的孱弱,健壮,大体上也是一时的健壮,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一时一事去自卑和高傲。在我们离开世界之时,有人喜欢分一分,有逝世,去世,死了,完了之分。而我们没离开的时候则都是一种状态,活着。最难的是分寸尺度,不可能不带前三条如果说经培训能表演个大概的话,不可能不带最后一条则绝对是浑然天成。知识分子的骄傲与自卑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能骄傲时绝不谦虚,该自卑时一声叹息,绝无造作之感。 这好比猫上树,老虎就不会。 初见郑也夫、周孝正、邝阳等,并未看透。高腔大嗓,说的也是市井语言,通俗易懂。也曾和我拼象棋,胜少负多。偶尔听他们讨论学术,插不进嘴也没觉自己才疏学浅,没那个学位,不操那份心。第六期《实话实说》,我和小乔命题为“儿童游戏”。 计有铁环、弹球、烟标、弹弓、攻城、沙包、跳房子、羊拐、毽子、纸飞机、砸驴…… 我说,这节目好看,演一遍就行。 小乔说,也有意义啊,游戏多强身健体,现在不兴全民健身吗。 题目说给也夫,他也喜欢,遂定下他做本期策划,也夫塞给我一本书,他写的,让我好好看看,看完再谈。 也夫这样说“儿童游戏”———他说,游戏的功能是增强体魄,开发智力,促进交往,带来欢乐。游戏是儿童模仿社会生活的启蒙老师。最简单的游戏也有规则,所以,儿童在游戏中最先懂得遵守规则,学会扮演角色,履行职责。儿童在游戏中产生了最初的集体观念,知道了合作与交换、权利与义务,并且在竞争中初次体会胜利与挫折。游戏在刺激儿童的主动性和进取心。 儿童必须在与同龄伙伴玩耍、打闹、博弈、友情、冲撞以致恶作剧中锻炼。一个健全的人需要的不仅是理性的知识,而且是人格的发育和情感的成熟。后者只能在“游戏竞争”中获得。 游戏与工作不同,工作追求结果与收获,游戏只追求过程中的快乐。 关于游戏的安排,实际上个人能力有时非常小,一个家长可以给孩子买钢琴,但很难为孩子添置一个操场、10个伙伴和11个对手。 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赫因加说,文化是以游戏的方式产生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游戏着的。 ———我的天那,我看得昏头胀脑,这是我说的弹弓子那回事吗? 想想明天还要面谈,只好克制住跳读的欲望,硬着头皮接着看。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说,儿童为什么要游戏呢?儿童游戏就因为他们游戏。“因为”二字在游戏中消失了。游戏没有“为什么”,儿童在游戏中游戏。 明白了吗?有种人,民间叫“不讲理”,学界称为哲学家。 夜深时,我读完也夫的书,目光呆滞,掩卷沉思。如果我们每个节目都要承载这样重的知识负担,非出人命不可。 即便如此,你自认为已经懂了,他们也未必满意。 果然,第二天也夫听我汇报完读书心得后,随口说,还行,你基本上入门了,不过,你还得去北师大找一趟桑新民教授,他是系统研究儿童游戏的。 我的天那…… 无知时,我们无畏。 沾了知识,我们体会到重新做人真好。 我们崇尚知识以后,都掸了掸肩膀,扛上一捆文化塞进节目做背景。还是那些家长里短,文化着说,就显得很有品味。 “不积跬步,质但理想不质力量我始终信仰共产主义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质但理想不质力量我始终信仰共产主义无以成江海。” ——荀子《劝学篇》 一个人出点名,再爱上收藏,挺矫情的。 但我不能不告诉你,我爱小人书。我的理直气壮是因为我无可奈何,谁让我的精神世界是小人书构建的。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同样匮乏的年代,小人书像一盏油灯以微弱之光驱散我们眼前的黑暗。 小人书带我们遨游远古,触摸历史。有趣的是,孔孟之道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是从画页上失魂落魄的孔老二开始的。 小人书还告诉我们,秦始皇是个暴君,宋江靠的是小恩小惠,曹操是奸臣。 看着《小英雄雨来》、《鸡毛信》、《小马倌》,我总是恨自己生不逢时。 在孩子们的眼中,小人书里的战争少了几分惨烈和残酷,取而代之的是几分俏皮,几分浪漫。 小人书造就了这么一代人:他们揣着支离破碎的知识,憧憬着灿烂辉煌的未来,装着化解不开的英雄情结,朝着一个大致确定的方向,上路了。 长沙西汉马王堆出土了我国最早的连环画。 等轮到我看上连环画时,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了。 一看就是30年。 其间,画画扔下了,音乐扔下了,英语扔下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精神领地让连环画一枝独秀。 说它是精神食粮毫不夸张。 “他们的青春岁月曾以连环画为启蒙,以连环画为慰藉。重览这些当年的画页,昨日重现的冲击将催醒沉睡的记忆,当年的滋味也许就在怀旧的气氛中被带进阳光灿烂的日子温暖人心。通过这些,儿时的伙伴、冒险的经历、神奇的幻想和青春期的冲动会重新降临我们的心灵。” “记忆之美的醉人芬芳大概莫过于此吧。” 这是“连友”宋强、马安、李明的说法。 这是极准确的一种说法。 还有件怪事,不管你声望多高,官至几员,捧起连环画统称“连友”。 这是一个最平等的部落。 前面的字句中,既有“小人书”又有“连环画”。 这不奇怪,就像一个人既有大名又有小名。 连环画亦有多种分法。 我更钟情的是电影连环画。这大概是痴迷于电影的缘故,我竟然可以把电影连环画的画面看得动起来,脑畔还响着片中人物富于韵味的台词。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儿,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 “我们八连从没打过败仗,丢过阵地,七连交过来的阵地决不能从我们八连手上丢掉。” “摆弄苹果一定要仔细,要像摆弄鸡蛋那样才行。”

  

《实话实说》做到第13期的时候,等于空想理策划陈骞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选题。陈骞告诉了邝阳。已近不惑的邝阳听完选题,等于空想理手舞足蹈。当时我正和也夫下象棋,竖起耳朵听到他们轻声交谈,其间邝阳拍了两次手,陈骞还吃吃地笑,莫非真是个好选题。 一盘棋过后,老邝笑吟吟地说,小崔,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棒的选题,猩猩活。 猩猩活?名字听上去很费解。老祁仍旧笑吟吟地重复:猩猩活。我猜想又是老邝的口音问题。上次吃饭老祁夸奖河南,说什么他的自行车坏了,有4个人主动上来帮着修,他问路,人家放下手中的事,给他领路……我实在听不过去了,高声说,老邝,河南我去过,不是这样。老邝也不甘示弱,拉开架式,回击道:你是哪年去的?陈骞忙出面调停,别吵,误会了,小崔说的是河南,人家老邝说的是荷兰。 果然,老邝说的猩猩话,正确发音应该是星星河。 星星河,多么富有诗意。 我刚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念头,觉得自己决是灿烂银河中的星星了。 陈骞一开口,我知道他说的星星河和我的浪漫是两回事。3个独生女的父母决定让3个孩子一起学习,一起玩,目的是让他们感受到有伙伴的快乐,他们为这个小集体起名叫星星河。现在是,孩子一家一个,孤苦伶仃。这有意思吗?意思,是那时我衡量选题的第一标准。陈骞和老邝异口同声,绝对有意思。 陈骞介绍他掌握的情况,洋洋洒洒,一口气说到吃午饭。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么多事,重点说哪个,稍带说哪个,这么多理,哪个深说,哪个又浅说。 看到我热情不高,老邝多少有些郁闷,陈骞则匆匆地扒拉了一口饭,进了别的屋。 下午再谈的时候,陈骞抱了一大堆卡片,每个卡片上都有一个星星河的故事。 陈骞把这些卡片一字排开,然后说了一段令我终生受用的话,节目主持人就是火车司机,带上乘客,一路开过去,边走边欣赏沿途的风光。每到车站就要停下来,大站还要多停一会儿。火车能行走得安全,停靠得稳当,是因为有铁轨。乘客一路赏心悦目,一是因为窗外有风光,二是火车停停走走的节奏感,使旅途变得不再漫长,不再乏味。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节目,节目中展示的事实有详有略,这就是窗外的风光,停靠的站台就是我们争论或讨论的层面,怎么能让事实的展示和理性的探讨都清晰,靠的就是轨道——所谓谈话的脉络。 听君一发言,省下买书钱。 这样的感觉以后我还有过多次。有段时间,很多人说我有现场控制能力,干头万绪,众说纷坛,都可以处乱不惊,一一化解,听多了,还真有些飘飘然。 这个时候,王韧来了。 王韧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编导,属于解放后最早做谈话节目的一拨人。他们制作的《东方直播室》,出手不凡,第一期开始就直播,我到现在还固执地认为,直播是谈话节目的最高境界。 王韧话不多,看完我录制一期节目后,不紧不慢地发表意见。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家紧紧巴巴的。 我说,当然,我控制着现场呢。他说,大家不轻松,算不得上乘的谈话。不容我反驳,他紧接着说,当然,在录制现场让大家争相开口已经不容易,但如果大家说的不是自己的话,不是自己熟悉的方式,不是自己确定的语气,既便是很中听,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听得有些心凉,感到自信心受到打击。 18世纪,据可以成法国人孟德斯鸠就曾提出过地理因素说。也就是说,据可以成法律和地球纬度、地貌、冷热以及人种都有关系。比如热带地区法律为什么允许早婚和一夫多妻,是因为热带地区人和热带地区植物一样长得快,熟得旱。同时,热带及亚热带国家盛行严刑峻法,就是因为那里的酪热容易使入暴躁和不理智。到了温带和寒带,法律也随之宽和起来。 这些说法不可全信,却可以借鉴。一个包含不同地理环境的大国,它的法律在讲究国家统一性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地方区域的不同性。所谓既遵守国家大法的权威也考虑乡规民约的合理就是这个意思。 节目播出后不久,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台遇到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位中国通。知道我是谈话节目、主持人十他马上挑起一个话题,坚持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理由是他们总统在这里享受的待遇和发达国家一样。如果是发展中国家,根本没这实力。 我告诉这位中国通几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打肿脸充胖子… 看他听得上瘾,我又讲了老张和老赵的故事。 有人提出质疑,既然你们节目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我说,圣人说得好,谁难受谁知道。 用一个通俗的形式表达一种复杂的理念,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首先,做法和想法就有着天然的差异,实施者无意中又衰减了几分,接受者的随意状态再次流失些信号,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南辕北辙。 我曾经连续三天做过揭露人体电子增高器骗局的报道。广播时为了客观,没加贬损的字眼,播出后居然收到 500封求助信,希望代买此产品。 我们做过辅助生殖技术击溃传统旧观念的节目,其中,花了相当篇幅陈述试管婴儿的利与弊。播出后,电话铃声大作,纷纷要求就到这个医院,就找这个医生,就用这些试管。成了医疗广告,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办公室的电话每天还在响着,我们时刻咀嚼着沟通不良的苦果。 有人想买我们推荐的蜗牛、蝎子。 有人想买我们的树苗。 有人想吃我们的药。 有人想和我们合作加工饺子和大碱馒头。 有人想谈我们介绍的对象。 有人想让我们修电视机和燃气灶。 有人想和我们合伙再开一个饭馆。 对天发誓,这些事我们一件没干过。我想,这或许是推介新观念、新思维的副作用。 有点文化不易,传播更难。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默默体会接壤文化以后,内心充实与平和的感觉。 文化要求受众的理解力,没有这个能力,都是文化人也没戏。 画家戴敦邦1977年和一群画家去了敦煌。 偶然机会,他钻进了465窟,一个元朝前期的密宗洞。 回到宾馆,戴先生与同行们大谈感受,他认为,作为传统的工笔画,在色彩的运用上打破了固有色和不注意整个画面色调关系,大红大绿孤立地乱用,不懂得黑白灰互相映衬的惯例,然而,这反倒给人一种艺术启迪。 戴先生谈得眉飞色舞,却未能引起同行画家们的注意,甚至不断投去不信任的目光。 因为他们一致认为,戴先生去465窟,是想家了。

  

炊事班出了两个神人,老许的话也一个有用少量鸡蛋做大锅蛋汤的绝技,老许的话也看着蛋花满眼都是,想盛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于是下令在全团推广。另一个战士的绝技有点像现在的气功,简称“一刀死”,猪被捆好后一刀下去,喊都不喊,顿时毙命。表演那天,蛋花汤一举成功。 杀猪的战士上场了,先敬个军礼,回头逼到猪的近处。眨眼间,手起刀落,那猪高唱一嗓挣脱绳子,拖着刀飞也似地跑了,战士怔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彪人马追在猪的后面,猪跑个马拉松,累死了。 几个月后,搬回城里,炊事班的锅里也渐渐丰盛起来。周日是两顿饭,下午一最好,掀开锅盖,满眼是肉,那锅的直径超过一米,铲子被换成了铁锹。炊事班;小白话不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喜欢我,发我两根筷子,把我抱到锅台上蹲下,他” 转身去忙活别的事,小小的我在沸腾的大锅边探着身子寻大块的瘦肉。 第二次就被母亲发现了,她尖叫一亲于是规定。以后不许独上锅台,大锅饭,就要大家一起吃。 开饭时,我抱着碗,站在队尾,先是连、排长总结和布置任务,然后唱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一二三四”最后是连长一声急促果断的号令:“开饭”。战士们呼地一声把饭桶围 个水泄不通。我挤近包子桶,包子已经没了,转身冲向馒头桶,徘长叫住了我,只见他两根筷子,每根串着四个大包子。边吃边传授抢饭的经验,不用看,只管使劲戮。 盛汤的口诀是:溜边沉底。为的是那点干货。 战士们吃饭突出一个快字刻钟,人去盆空。 细嚼慢咽在这儿用不上,因此个个练就一副铁钢牙合金胃。可怜的我只学了个形式,吃得倒是快,每天胃都疼。得五香粉的味道很重。 这些年又有去部队的机会,感觉饭菜吃起来和民用的没什么不同,倒是1978年去新疆边防采访,吃到了军绿包装的罐头,听我一个劲夸好吃,一个小战士趁四周不备,贴着我耳朵说: “好吃?你天天吃一个试试广 大约是在1971年,出了炊事班碰上了 ,饲养员,饲养员了一块黑豆塞进我兜里,让我当零食吃。黑豆用盐炒的,很香,豆饼香过黑豆。等到傍晚回家,看见桌上的 炒鸡蛋,没来得及说话,先吐了满地。急忙送到卫生所,小卫生员输液哆哆嗦嗦不到血管,母亲气得说,广天去三个地方这孩子快成你们部队的试验田了。 临近粉碎“四人帮”时,主食已经不成问题,副食还是跟不上,零食就更是少得可怜。百个伙伴带我去野外,吃一种叫野葡萄的果子。那东西长得小里小气,吃起来味道酸甜。另——种是酸枣,长在城墙外边,危险自不必说,吃几颗酸枣要扎半身的刺。

春节—过,有道理与现,因而也就有空想的性以给人以物日子又清淡起来。 母亲开动脑筋,有道理与现,因而也就有空想的性以给人以物自制零食给我们解馋。 做米饭多闷一会儿,结出一张锅巴柴草熄的时候,扔进去一个白薯或土豆,烤熟以后,香味冲鼻。肚子里油水不够,常常是晚上还没睡着,饿了。所以我最伯晚上看电影时出现吃的场面。对许多人,这些场面肯定会历历在目。 《沙家浜》里的芦根、鸡头米。 《地道战》里假武工队吃的煮鸡蛋。 《战友》里小孩手捧的杨梅。 《小兵张嘎》里嘎于吃的玉米和胖翻译陀西瓜。 《鸡毛信》里鬼子们吃的烤羊腿。 《少林寺》里和尚们吃的狗肉…… 前些日子失眠,半夜爬起来看VCD, 导演《饮食男女》。刚看个头就饿了,打开冰箱,拿出一只整烤鸡,撕扯着吃掉,立时清气爽,一下就进入了艺术的殿堂。 我写吃,是记录细碎的经历。作家们写纯是艺术的享受。不吃便已陶醉。 阿城的《棋王》中,有两处吃让人过目艰一是王一生吃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 “一粒千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跳看。他一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千饭粒儿放进喷,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道这种干饭粒儿容易嵌到槽牙里,巴在那儿,舌头是赶它不的果然,呆了一会儿,他就伸手到嗡里去。终于嚼完和看一大股口水,‘咕’一声咽下去,喉节慢慢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二是知青们吃蛇。 “不一刻,蛇肉吃完,只剩两副蛇音在碗。我又把蒸熟的茄决儿端上来,放少许蒜和拌了。再将锅里热水倒掉,续上新水,把蛇放进去熬汤。大家喘一口气,接着伸筷,不一刻,茄子也吃净。我便把汤端上来。蛇骨已经煮散,在锅底刷拉刷地响。这里屋外常有一二处小丛的野茴香,我就拔来几棵,揪在场里,立刻屋里异香朴界。 大家这时饭已吃净,纷纷舀了汤在碗里,热热的小口呷。” 这是真正虔诚的吃,是饥饿年代的风景。 前些时候,有幸和阿城先生相会在北京,便要了一桌饭菜表示对他的敬意。他只是狠抽烟斗.象征性地拈了一点蔬菜。看来,他已经完全摆脱了西双版纳的饥饿结,几年西餐下来.人也发福了。 走进张贤亮的《绿化树》,吃的是面食。 “我千活的步骤是符合运筹学原理的。这时,炉子已经烧得通红了:煤燃尽了烟,火力非常强。我先把洗得千干净净的铁支在炉口上.把稗子面倒些在罐头筒里,再加上适量的清水,用匙子搅成糊状的流汁,哧啦一声例一投在滚烫的铁锹上。黄土高原用的是平板铁锹.宛如一只平底锅,稗子·面糊均匀地向四周摊开,边缘冒看一瞬即逝的气泡,不到一分钟就煎成了一张煎饼。 我一上午辛辛苦苦地忙碌就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时刻! 我煎一张,吃一张,煎一张,吃一张……头几张我根本尝不出味道,越吃到后来越香。” 读到这,已经垂涎。 来信四:实相比,理赞扬 “那天,实相比,理你在节目中说,你敢保证,每一封观众来信你都看过,我听了特别感动,你真好,我敢肯定,你是中央电视台最能说大话的人。” 问: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你经常作婚姻家庭节目,是否与你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有关?答:这首歌中还有一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问:听说你去过许多地方,哪个城市最美?哪个民族的姑娘最漂亮?实话实说,别告诉我都美都漂亮。答:最美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大连、厦门。最美的姑娘……你问的是化妆前的还是化妆后的?问:你们叫《实话实说》,真能实话实说吗?你敢吗? 答:我敢。应该说,公众说“实话”二字有误解。以为顺耳的话才叫实话。实际不然,有些人的话你听上去像官话,套话,但他就是这样想的,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述,这应该算是实话。问:报载你有意退出《实话实说》,你离开这里准备干什么呢?你认为你还能干什么?答:离开这里,我到他们报社抗议去,因为他们砸了我的饭碗,我又没别的手艺。问: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退休以后怎样发挥余热?答:电视台规定男的60岁退休,我要是能评上高级职称,还可以接着干。真退休了,我不想发挥余热,一门心思打门球。 问: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决心重新做人,走正路,做正经生意,只是现在还缺30000元本钱,您一定得帮助我,别让我又走邪路。答:你要这么容易就走邪路,谁敢帮你呢?问:你们净说些没用的,反腐败为什么不说?答:说的还少吗?反腐败就怕说说而已。顺便告诉大家,我们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是一家,同在新闻评论部。所以在选题上有所分工。问:崔老师,为什么你有时间写书,而我们学校请你参加主题班会请了3次你都不来?架子太大了吧?答:因为写一本书可以印成很多份,而主题班会得一个一个去开。问:见到你们台长,你还那么贫吗?是不是也是堆起比平时还要多的笑脸,还是邻居大妈的儿子吗? 答:我以为我见到台长还是原汁原味,还是邻居大妈的儿子,可我是同事说我见到台长更像邻居大妈的孙子。问:崔大哥你上网吗?你闹过网恋吗?能告诉我你的OICQ号吗?答:我要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一定回答你。问:崔先生我每天都看您的节目,可为什么最近每周二重播我找不着了?答:你看的是我们的节目吗?我们从没在每周二重播过,也不是天天都有。问:崔永元你的偶像吗?你的偶像是谁?答:有。田方、金山、赵丹等20多位老演员。 问:崔大哥我想用你的名字给我的小猫命名,可以吗? 答:可以。猫同意吗?问:同学说您的口音有少少问题,因为你们唐山人都是这样的,可是您又怎能通过普通话考试呢?答:这的确是我的问题,我拼命在克服,并且通过了考试。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有没有进步。问:我觉得您在节目里爱抢观众的话,您能不能改改?答:不能,因为录制时间有限,播出时间更有限。问:你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你泡吧吗?你逛街吗?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吗?你去球场看球吗?答:我逛街、看电影、也看球。从不泡吧和看哲学方面的书,这两样事经常让我头疼。 问:崔主持,你不觉得你也掉进名人出书的俗套了吗?答:是啊,他们名人出了那么多书,也该咱们老百姓出一本了。问:《实话实说》有人说过去是“等着看”现在是“挑着看”,还有人是“不想看”,您觉得问题出在哪?答: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先说这三种“看”法,你不觉得就像是从恋爱到结婚吗?谈恋爱都有股躁股,缺乏理智。看对方都是怎么看怎么顺眼。结婚后低头不见抬头见,标准自然就高上去了。我的意思是说,观众也会喜新厌旧。当然我们的问题也很大,因为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观众的口味在提高,欣赏情趣也在提高,我们不一定跟得上他们前进的步伐。

陆文夫先生笔下的《美食家》没法摘,想过于完美想有科学依现实,也一本书从头吃到尾,想过于完美想有科学依现实,也吃品与人品。 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开学第一天。外地同学带家乡美食,湖南的腊鱼、腊肉;内蒙的奶片;贵州的辣酱;河南的烧鸡。父母为孩子精心准备的半个学期的储备,通常是一晚上就被我们吃光了。北京的同学过意不去,相约每人从家里带一盒好菜,周末聚餐,王某同学人头儿次,带一饭盒炸虾片蒙事。学校的饭菜油水不多,份量也不足导致同学们个个饭量惊人,—次我连米带面吃了5碗,胃里隐隐作痛。末健安慰说,没关系,不够一斤。 实习的日报,晚上躺在床上闲聊。人生和理想,说到凌晨3点钟,肚子饿了,起身去寻吃的。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唯有一个馅馄摊孤独地支在衔口。卖赐钝的小伙家在浙江,因生活所迫,漂泊在沙市街头做着小本生意。听说我们来自遥远的北方,顿时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舀混钝的沙子捞得发狠,总要多送上几个。同学和我心存感激,不知如何报答。同学说,别费心思了,咱们每天去吃,就是对他最大的报答。 心中一块石头悄然落地,遂转过身去,蒙头大睡。当了记者,吃饭的机会不少。有时,一堆新闻单位的人坐一桌,互不相识,不好多吃,便佯装对桌上生猛海鲜不感兴趣,吃两口青菜匆匆告辞。回到单身宿舍,点火煮挂面。有时纳闷,都是年轻人,他们就不饿?一次没走,耗到最后,才见到挺下来的几位风卷残云、吃光喝净。正是,谁等到最后,谁吃的最好。张嘴就有学问中国人讲究吃,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病入膏盲还有人劝, 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验明正身,坪赴刑场之前,也会送上一顿好酒好菜;更常见的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只要吃了,关系就进了一步。我当上记者的第二年,去调查一个靠假冒伪劣发家的人。事情办完,已经天黑。制假者叫来了他的两个小姨子,浓妆艳抹,一左一石,夹着我非要请我撮一顿。我执意不去,却无法脱身。我急了,对天大吼,走,吃海鲜去。 那时的海鲜是天价。席间,杯盏交错,我好歹掌握住了分寸。制假者把我送上了火车,隔着车窗问,崔记者,那稿子还发不发?我咬着牙根说,发!稿子播出,制假者受到处罚。我也因这顿饭受到严肃批评。同一年,我去南方采访,一动物保护协会设宣招待,端上一桌野生动物。看我们面有愠色,忙解释,这都是收缴来的,已经死了。我犹豫再三,站起身走了。 比起来, “自然之友”的杨东平先生则是旗帜鲜明。在常州,服务员端上一盘活虾,一盘烧烫的石头,说是要做桑拿虾。杨先生坚持要他端下去,服务员不知所措。杨先生循循善诱,可以吃,但不能虐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往南方某市,中午吃饭走进了郊外一个院落。这里俨然一个动物园。我问,这都可以吃吗?当然!动物太多记不住名字,只知道百雀、有鸥、还有鹤,当然少不了各种蛇。制片小谷悄悄说,前天我们来时,还站着一头驴。我们问驴的去向,回答是,吃完了。 1999年《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被定为《吃的故事》和《吃撑问》。征集广告一打出,应征像雪片一般。策划虎迪看看信眉开眼笑,嘴里不住地说,成了,成了。 那时候,不可能不带看电影是件奢侈的事情,不可能不带只有部队大院可以看到免费的露天电影。在风中,在雨中,在雪中,我们凝视银幕上演绎的一幕幕悲欢离合,而忘却了人间的冷暖。 再捧起由电影画面翻拍的连环画时,顿时领悟了回味与想像的魅力。英雄定格在纸上,依然可以塑造我们的灵魂。 待到翻起那些手绘的小人书时,感叹和敬佩一同生出——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是怎么画家脑海的? 等到明白了,竟然无言以对。原来天大的画家,用的还是些笨办法。 “刘继卣作画,有一股‘痴’劲,有时竟闹出不少笑话来。1953年刘继卣结婚不久,有一回在街上见一老人形象很好,就对着他画起来,围了不少观众,甚至造成交通堵塞,他却一点也未发觉。” “你如果在路上碰到刘继卣,只要向他打招呼,就会吓他一大跳,因为他只想着画当中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看见你。” “在家中吃饭,摆上满桌子的美味佳肴,他都看不见,一边捉摸画中的艺术境界,一边下意识地只吃着眼皮底下的那一碟子菜。” “他带孩子逛动物园,对着老虎画了起来,画着画着就入了迷,结果竟把孩子丢了。” 孟庆江先生的这几段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智若愚的画家。看似简单的一幅幅线描,倾注着画家毕生的心血,这就难怪人们透过小人书可以感受到画家高尚的人格力量。 如果“连友”们当中有暗号,其中一则肯定是“山乡”——“巨变”! 贺友直先生的4册《山乡巨变》已经成了“连友”争相收藏的定物。我曾经开玩笑说,如果哪个山乡有100套《山乡巨变》,那这个山乡马上就能巨变。 而《山乡巨变》的的确确描绘了清溪乡——一个中国式标准村庄的巨变。它还告诉我们爱情无所不在,因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并没耽误刘雨生与盛佳秀的爱情。 《山乡巨变》启发同行,可以从传统线描和明清版画中汲取营养。它还告诫我们,艺术需要对真实生活的体验,为了这4本小人书,贺先生3次深入农村。全身心地投入才使我们从他的笔下领会到乡野之趣。 在我出生的1963年,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而第二届评奖的1981年,正是我完成启蒙步入大学校园的时候。我的精神家园的建立竟然如此准确地与小人书暗合着。 其实和颜梅先生在我只是在画上拜见过。见过真人的只有王弘力、戴敦邦、顾炳鑫等几位老先生。 2001年冬天的哈尔滨,冷得不寻常。 我在连环画节上一眼看到了顾炳鑫先生,我脑海中瞬间浮现一个人物:捷尔任斯基。 那是他笔下众多人物中的一个,顾先生和捷尔任斯基如此相像,也是精瘦,也是干练,也是铁骨铮铮。动人的神韵透过他们的笔溶入了纸上那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形象里,使得你和他们初次相见就会觉得曾经相识。 顾先生握着笔,低头为热情的“连友”签名,冷静的神态让你察觉不出他走过多少平静的日子。 我和“连友”们一起暗自庆幸,老先生们重返画坛,又将迎来连环画复苏的第二个春天。 没有多久,从上海传来了顾先生病重的消息,我们还未从惊诧中缓过神来,又传来顾先生离去的噩耗…… 连环画贵在连环,少了一位大师,我们的小人书世界如何连贯。

那天白天,质但理想不质力量我始终信仰共产主义见到台长。台长说,质但理想不质力量我始终信仰共产主义有这么件事,我想问问你。忽然有人高喊台长,远远见到红发碧眼的老外参观团到了,台长说以后再说吧,拽了一把领带迎了上去。到了晚上,我生出100个问题,台长要和我谈什么呢,谈工作?谈生活?哪句话传到台长耳朵里了?哪件事让台长察觉了?最近台里正在搞人事调配,你说台长要让我当广告部主任找干不干?干吧;算不过来账,不干吧,机不可失。最后一想,管他三七二十一,先睡个好觉再说。这才进入睡觉的程序,今天用哪套?数车吧。数到1OO00只就能睡着:1、2、3、4……559……550……8806、8807……9991、9992,唉,你说台长要和我谈什么呢? 每个睡不着党的人除了吃药,都掌握一堆民间偏方。数羊,想莲花,深呼吸,弊气,摸耳朵,看竖排版的书等等。到了吃药都睡不着的时候,这些偏方一概无用。 有一次在节目中,白岩松顺口说了他和我都失眠,结果很多热心的朋友为我们的党献计献策。 一位原籍河南的朋友说,他小时候睡不着觉,他的奶奶总在山上采一种绿色草本植物给他吃,吃完就呼呼大睡。植物的名字他叫不上来,但如果需要,他愿意带我回家乡去采。 一个可爱的兰州小姑娘说,她有一段睡不着,妈妈把1个苹果和5个果冻放在冰箱里,睡觉前就拿给她吃,这一夜就睡得格外香。 一些神医话不多,一捆捆干草打进包裹寄给我,托人捎话说,吃完再寄。 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关心着我,感动得我心潮澎湃,晚上更睡不着了。延边的金虎说能治我的失眠,我兴冲冲赶去,发现中了圈套。他给我安排了72小时的活动日程,根本没安排睡觉。我跟他解释道,睡不着不意味着不困。失眠的意思是说,困得已经不辨东回了,但就是睡不着。找以前单位的党办主任就常年失眠,最严重时3天3夜不能入睡。我见她时,她满眼皆是血丝,她说,我都快疯了。 睡不着也不意味着总睡不着,不然的话,世界上会有一大批困死的人。在这里,失眠的意思是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不该睡的时候会即兴发挥。我理发的时候特困,如果我失眠时有人理发,会很快进入梦乡。我去音乐厅听室内乐时特困,说出来没人信,我也是早年间考过音乐学校的人,但乐曲一响,我的眼皮就打架。有时候困极了,真想买张交响乐的票去好好睡一觉。想来想去,又觉待丢不起这人,只好接着困。 我坐车的时候发挥尤其好。多破的车,多颤的路,也不妨碍我蜷曲着进入梦乡。有一年上丝绸之路采访,在车上睡得香喷喷的。同行的傅成励说,这小子老在办公室说自己失眠,谁信呢?颠簸了数个小时,到了嘉峪关的高级宾馆,为了延续来之不易的睡意,我牙不刷,脚不洗,直挺挺地进了被窝。席梦思更舒服啊,我不过伸个懒腰,一下子睡意全无。 博成励一进屋,就嚷嚷着说我以前的失眠是旷工的托辞,正一肚子冤屈不知往哪撒,干脆薅住他,坐谈了一夜的广播改革。 你们都不紧张,等于空想理我就紧张了,等于空想理现在大家陪着我再放松一次,我放松的方式非常特别,就是听音乐,我只要一听音乐就可以放松。这时候我们乐队就开始演奏音乐,这时候我们现场所有摄像、灯光、录音,包括切换都知道节目开始了。节目录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现场的观众根本察觉不了,包括嘉宾,他们也觉察不到节目是这个时候进行的。有一次录像录到大概快40分钟了,我站在观众席前,觉得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个大娘,大娘指着表,我说什么意思?她说快点开始,我们呆会儿还要回去呢。我说好好好,我们抓紧,实际上当时已经录了40多分钟,都快录完了。观众在这种自然的状态里,所以表现出来就不一样。我今天说完,大家找机会再看一下《实话实说》,看一下现场的观众,还有嘉宾,他们的那种表现,我觉得你就能体会出来。当然也有特别紧张的人,你怎么调整他也不放松。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四川请来—对嘉宾,谈的是关于足球和家庭的话题。坐着飞机来。花了很多钱,来以后马上要开始录像了,突然妻子不行了,紧张得浑身发抖。我们看场地的大妈说,看这个嘉宾紧张了、她当机立断,拿两片安定给她吃了。原来这个女的是紧张,吃完药比较好,又紧张又困(笑).当嘉宾肯定是不行了,当时她紧张得直掉眼泪,吃完药,头还难受,我说你不用这么难受,没什么了不起。 我说这样吧,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你到天安门去玩,我们专门有一个人陪你、开着车,你去看天安门。去看纪念碑.缅怀一下先烈。第二个选择,你现在坐在观众席里,你来看我们怎么录节目。如果你觉得非常放松,你想说话,你就举手示意我,如果你不想说话,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今天晚上我不会叫你。我说你想一想,她说我不想了,我有点点困、我就坐在观众席里。我说行,你就坐在观众席里。 她的丈夫非常沮丧,他说真对不起你们,我们花了你们这么多钱,到这里还不能帮你们录节目,我说没关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事我们经常见到,然后我就说,现场观众有没有喜欢看足球的,请举起手来。我说有没有夫妻两个一起来的,这时候举手的人就少了,大概有十几个人。我说有没有因为这个事闹矛盾的,举得更少了,大概有三四对,于是选了一对出来坐到台上。节目开始录制。最后大家说,这二对挺精彩。 录完以后。在观众席里昏昏欲睡的妻子说。我觉得今天挺好、我说是不是很放松,她说是,我说以后你就不要这么紧张,也欢迎你下次和你丈夫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丈夫就一直垂着脸,老跟妻子说,你等着,回家咱们再说。后来丈夫还跟我们制片说,这样吧,我们自己出一个人往返的机票,就算你们这次访了一个人。我说,你不用这么在意,没关系,就送他们走了。回去以后,据说妻子把丈夫揍了一顿(大笑)。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在节目里体现人文关怀。 我每次说到这儿,都觉得我们做得确实挺好,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人文关怀。每次听到这儿,观众也会心存疑虑,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早年间电视台并不是这样,那时是毫无人情味。 我记得有一次我帮助做一个晚会的策划,时间特别长,大概做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等到播出那天,我就很高兴,把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邻居全叫到电视前,我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做的晚会。然后他们就看,看看说,这个晚会不错呀,怎么证明这是你做的呢,我说别着急,等最后出字幕,你就知道。字幕上写着策划“崔永元”。等节目到最后时我心里怦怦在跳,一看上面写着策划“佚名”(笑)。我就赶紧打电话,导演说,我们上字幕给上错了、我觉得电视台怎么会是这样,太伤人心。 第二天他主动给我打电话、一说你来领一下稿费吧,我一想可能是这样,他们因为疏忽,连名字都没有打,可能在金钱上做补偿。我就背一个空书包去领稿费了(笑)。到那里以后、他们说,你干了4个月,扣完税一共是197块钱,你点点吧,点点别少了,我说不用点了,我走了。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我这还算好的。很多策划,包括北大的教授、社科院的学者、知名的作家,在他们给电视台做策划,或者出点子的时候,经常早晨9点钟来,说到11点半,主持会议的人就看看表说,“现在到中午,就不留大家了,谢谢你们,希望你们下次还支持我们工作”,就把大家都打发走了,就是这样。所以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知道干电视的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人文关怀的人,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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